【衛報翻譯】不要閃避文化戰──英國左派從喬.拜登身上學到的事

【衛報】不要背離文化戰──英國左派從喬.拜登身上學到的事  作者/歐文‧瓊斯

「文化戰爭」曾是一個與美國政治密不可分的詞彙。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大衛森‧杭特(James Davison Hunter)在1991年出版的《文化戰爭:定義美國的鬥爭》(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一書中讓這個詞更廣為人知,它描述了左翼進步人士和右派保守人士聯盟如何陷入看似永恆的衝突。他以新教、天主教和猶太教神職人員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反墮胎運動中的聯合力量為例,指出這可能會形成令人驚訝的聯盟。
美國文化戰的戰場是人們所熟悉的,上帝、槍支、墮胎、同性戀權利,當然還有種族,讓長期以來被庇護和自滿的歐洲人看得莫名其妙。巴拉克‧歐巴馬在他2008年總統競選中曾因接到威脅而暫停活動時,在談到「鐵銹區」(譯註:美國自1980年代起工業衰退的地區的非正式稱呼)的美國工人階級時說:「他們變得痛苦,他們反感那些不像他們那樣,堅持擁槍或同樣宗教的人。」正如茶黨運動對他的健保提案的反擊所強調的那樣,文化戰爭成為動員低收入美國白人投票反對其經濟利益的一種非常有效的手段。
事實證明,「英國脫歐」是英國文化戰的引爆器,這場戰爭與其說是關於我們與區域經貿的關係,不如說是關於身份認同:我們不再是工黨或保守黨,也不是工人階級或中產階級,而是留歐派和脫歐派。正如艾希克羅夫特勳爵(Lord Ashcroft)在公投後進行的民調顯示,對於資本主義是好或是壞的力量,支持和反對歐盟的人同樣存在分歧。但「脫歐」選民絕大多數認為多元文化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和綠色運動是罪惡的力量,而「留歐」支持者則看法相反。
這為價值觀的衝突奠定了基礎,事實證明,這種衝突在選舉中對傑瑞米‧科賓(曾任英國工黨黨魁)來說是致命的:畢竟,任何真正的左翼議題的基礎都是階級政治──正如他的工黨所說的那樣,「為許多人服務,而不是為少數人服務」。而文化戰是階級政治的毒害反應。
然而,文化戰不僅繼續塑造著大西洋兩岸的政治,而且還定義了它。據《金融時報》報導,就在喬‧拜登席捲鐵銹區各州的同時,基爾‧斯塔默認為,他可以通過複製美國總統「強調家庭、社區和安全......避免就跨性別權利和破壞歷史雕像等文化對立等問題進行無休止的爭論」,贏回工黨失去的「紅牆區」。(red wall,指的是支持工黨的選區,例如中英格蘭,約克郡和北英格蘭)
然而,這是從美國吸取的一個怪異的教訓。誠然,拜登過去的記錄很難說是進步社會的燈塔:他支持導致大規模監禁黑人的犯罪立法、他所選的副總統卡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也是抨擊拜登經過去與種族隔離主義者合作的人之一,她還說過她相信那些指控他有不當性行為的婦女。但進步運動已經成功地轉移了民主黨內部的重心,達到了任何提名人都無法忽視的程度。
就拿跨性別權利來說,它已經成為當今圖騰式的「文化戰」議題之一。卡馬拉的推特簡介裡以代名詞「她」來表示自己的性別。拜登在競選中向跨性別者承諾:「我們看到你,我們支持你,我們將繼續盡我們所能,確保本色的你一樣被肯定和被接受。」他成為第一位在勝利演講中感謝跨性別者的當選總統,發佈了擴大LGBTQ群體的保護令,並廢除了對跨性別軍人的禁令。
當然,也有憤怒的嚎叫聲──一位共和黨參議員就質疑:「又一個新政府的『包容運動』嗎?」但根據民調結果,超過70%的美國人支持跨性別者在軍隊中服役。有個很有啟發意義的例子:右翼分子常以「分裂」為由,對保障少數族裔權利的運動進行反擊:然而,他們雖然吵吵鬧鬧、執迷不悟,但也不具有代表性。
如同在美國一樣,英國的民調一直顯示,女性和年輕人最支持跨性別權利,而年長的男性則最不支持。這有個複雜的問題是:雖然在美國女權主義、中間派和進步圈子裡,支持跨性別權利是必然的;但在英國,「跨性別恐懼症」是整個政治光譜所允許的偏見。本周,蘇格蘭民族黨領導人尼可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譴責了其黨內的「變性恐懼症」,因為它導致了年輕成員的出走。但是,雖然反變性運動者聲嘶力竭,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不是他們的日常議題。正如民主黨人所強調的那樣,需要的是領導力──否則真空將被越來越有恃無恐的偏見所填補。
也有其他教訓。民主黨人沒有把種族正義的訴求當作是獲得白人遊移選民支持的風險,而是接受了「黑人的命也是命」。喬治‧佛洛伊德的死亡事件刺激了黑人選民登記的激增,而基層黑人組織和民主黨人之間的關係,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在幾個州的選情翻轉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除了與代表少數族裔抗爭的運動合作──而不是將其視為無益的運動之外,左翼政治主張還需要能夠團結工人階級的政策,無論其背景如何。以新工黨時期為例:稅收抵免和公共服務投資等政策給數百萬人的生活帶來了相當大的改變;然而在其最後幾年,將近一半的底層勞工的工資開始停滯或下降,而不斷升級的住房危機衝擊了他們的生活水準。
精明的右翼民粹主義者,會利用由此產生的抗爭者的不滿情緒,聲稱左翼進步人士只關心少數群體,而不是關心「像我這樣的人」。
所以,答案並不是遇到文化戰就急轉身,或者堵上我們的耳朵,假裝它不存在。而是要拿出政治領導力,與少數族裔密切合作以擴大選民範圍,並站在一個提高大多數人生活水準的政策平臺上,無論他們的身份如何。出賣少數群體不僅是不道德,而且是選舉失敗的隱含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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