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的月亮比較圓?揭密國外「新清史」研究夾帶的政治目的!為何西方人否認滿清是中國的王朝?

引言:近30年來「新清史」學派幾乎攘括清史研究的話語權。中央研究院歷史學者汪榮祖特別撰文,針對西方漢學界名家的重量級著作逐一進行糾錯,並對其提出質疑。「新清史」學派從「否認漢化」走向「清朝不是中國」的謬論,不但有違於真實的歷史,似乎也顯現出為分裂中國提供理論基礎的政治目的。

「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源於旅美華裔史學家何炳棣與日裔美籍學者羅友枝的辯論。肇起於1990年代的美國漢學及歷史學派系,其學派特點是從「中國性」和「內亞性」來研究清史及元史,反對「漢族中心主義」,重視滿蒙文檔,提倡將特定朝代歷史放在全球史視域下研究。原本是拓展學術研究的多元化,但是在西方學者的詮釋下卻瀰漫著一種說不清的曖昧態度。

「新清史」在中國史學界也迅速形成一股風潮,然而,以羅友枝(Evelyn Rawski)、歐立德(Mark C. Elliott)、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等人為代表的新清史學派,在其研究中透過解構清史形塑出一種「否認漢化」、「清朝不屬於中國」的說法,台灣的歷史學界也有一批追隨者,這就有值得深究之處。

中央研究院歷史學者汪榮祖,在《海外中國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問題》長文中,列舉國外知名漢學家著作,點出其中謬誤與謬論。有些問題是研究者本身中文程度不佳所導致;有些則是自身的偏見及曲解;特別值得警惕的是有些漢學家對史料解讀的扭曲。這六個問題分別是:

一、離譜的誤讀:例如,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將「莫逆」誤讀為「平定判亂」。這些謬誤,西方讀者因不能複按原文,無法知曉;中文譯本讀者也不易察覺,因譯者已復原史料原文,也不會發現誤讀與誤解。

二、嚴重的曲解;例如,慕唯仁(Viren Murthy)的《章太炎的政治哲學》一書中,對章太炎炎論及思想的解釋經常偏離原意甚遠。章太炎的「虛無之道」並非要否定現實的物質世界,而是要破除「法執」與「我執」以臻於至善的心靈境界。卻被慕氏解釋為章太炎以佛學為本的政治哲學,是要反對「資本主義現代性」(capitalist modernity)。

三、荒唐的扭曲:裴士鋒(Stephen R. Platt)在《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一書中,,把湖南寫成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裴士鋒承認他不是要以湖南來增飾中國,而是要以湖南來「質疑」中國,提出「對中國前途的另類看法」。

四、不自覺的概念偏差 濮培德(Peter C. Perdue)的《中國西進:清廷征服中亞記》也大有問題,有意與無意的偏見所在多見。滿族漢化的事實,並不隨任何人的主觀意願而存亡。濮培德的書雖以中國向西邁進為名來敘述清廷征服中亞,但他以滿漢之分、禁通婚、教禮儀,特別以八旗制度乃清朝的統治基礎,來否定漢化之說。他的說法多少反映出近年西方學者的看法──不認同滿族從部落到建國是一個漢化的過程。

 

五、顛倒黑白的傳記 西方史學界對蔣介石早已有定論,多認為是「那個失去中國的人」(the man who lost China),近年來右派勢力複起,又把蔣介石抬高,例如:陶涵(Jay Taylor)的著作《大元帥: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的奮鬥》,以「堅毅、忠誠、勇敢、廉潔」來溢美蔣介石,書中事實之謬誤不勝枚舉,相當多的部分仍轉引自秦孝儀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而秦氏在編輯過程中對原文動過手腳,早為識者所知。

六、居心叵測的翻案 「新清史」許多研究都指向「清帝國原來不是中華帝國,而是中亞帝國」。又認為滿人不是中國人,甚至不承認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堅持中國人只是漢人,滿人、蒙古人、西藏人都不是中國人,這豈不是為分裂中國提供理論基礎?汪榮祖特別舉柯嬌燕的著作,「她幾乎是要把自己的話塞進乾隆的嘴裡,乾隆明說清朝是中國朝代的合法繼承者,而她根本不承認清朝是中國的朝代」。然而,事實就是,康熙朝在1689年與沙俄訂立的《尼布楚條約》,簽署的就是「中國大聖皇帝」。

汪榮祖在文章結尾提到,「新清史的問題有難以接受的政治動機。新清史論者如柯嬌燕、歐立德、濮培德等人,都想挑戰現代國際承認的中國疆域。」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副教授劉文鵬也說過:「(新清史派)將清代歷史僅僅歸於滿族的歷史,忽視漢族的思想、文化在整個中國中的主體作用,甚至走到清朝不等於中國的極端上去,顯然也有違於歷史的真實。」海內外漢學研究歷經七十年的耕耘,們在閱讀海外中國史研究的同時,不宜一廂情願,認為海外的研究就比較高明,甚至不辨良莠,照單全收。

汪榮祖,《海外中國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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